正规期货配资晚潮|探幽和抛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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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悠悠，时光如流水。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成立30周年了，刘绍棠先生逝世28年了。

我是刘绍棠先生亲自点名参与研究会的外地理事。我对刘先生的著作研究不多，写过一篇《我与刘绍棠先生交谊录》，在“潮新闻·晚潮”上发表后，连同《诸暨日报》文化版上的文章，一起寄给了刘先生的夫人曾彩美老师。曾老师也把新出版的刘绍棠中短篇小说寄给我，供我学习和研究。

1995年，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1996年6月5日，刘绍棠先生主动提出，研究会挂靠于北京物资学院。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会长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郑恩波先生担任。

研究会成立后，编选了《中国名著诞生记》第一辑，同时编印了《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通讯内刊》小报，截止到1996年出版6期。我只收到第4期。此外，研究会还曾联合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等单位召开“刘绍棠乡土文学学术研讨会”，对刘绍棠的乡土文学理论和创作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照例，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应有“研究”的动作。可是我却未曾得到过什么信息。鉴于此，我来一个深山探幽，抛砖引玉，以研究会成立初期的活动来一个“呐喊”！期望研究会先生们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文章出来。

刘绍棠先生。

1996年，在北京刘绍棠先生家里，刘绍棠先生送我一本刚出版的《中国名著诞生记》。他语重心长地同我说：著名文艺评论家郑恩波以及我倡导的“中国乡土文学”编选了第一辑，里面有32位作家，对他们的代表作的写作、发表，写下了“诞生记”，你去看看，研究研究，努力提高你对文学创作的水平。

这32位中国知名作家及文章是：

1、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2、茅盾：《记录一段真实历史》，《子夜》诞生记；

3、老舍：《阅读引出的小说》，《骆驼祥子》诞生记；

4、巴金：《反抗命运》《家》诞生记；

5、张恨水：《摒弃肉感与神怪》，《啼笑因缘》诞生记；

6、丁玲：《像火线上的战士》，《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诞生记；

7、赵树理：《在民间文艺的根基上》，《三里湾》诞生记；

8、孙犁：《那个时代的平常故事》，《荷花淀》诞生记；

9、周立波：《走向黑土地》，《暴风骤雨》诞生记；

10、姚雪垠：《青年早期的滥觞》，《李自成》诞生记；

11、周而复：《黄浦江畔的史诗》，《上海的早晨》诞生记；

12、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东方》诞生记；

13、杜鹏程：《忘不了那一场壮烈的战争》，《保卫延安》诞生记；

14、李英儒：《原野里抓了一把土》，《野火春风斗古城》诞生记；

15、扬沫：《飞扬到崇高的境界中》，《青春之歌》诞生记；

16、刘绍棠：《水边人的哀乐故事》，《蒲柳人家》诞生记；

17、王蒙：《无边无际海洋的一瞥》，《春之声》诞生记；

18、丛维熙：《在喧嚣尘上的岁月里》，《远去的白帆》诞生记；

19、邓友梅：《向往一种》式的小说，《寻访画儿韩》诞生记；

20、浩然：《没有退路》，《苍生》诞生记；

21、高晓声：《每座房子都是一部受难史》，《李顺大造屋》诞生记；

22、李国文：《花园洋房与沧桑巨变》，《花园街五号》诞生记；

23、蒋子龙：《搜寻脑海里的档案馆》，《乔厂长上任记》诞生记；

24、周克芹：《泪洒葫芦坝》，《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诞生记；

25、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诞生记；

26、李存葆：《英雄如繁星》，《高山下的花环》诞生记；

27、王润滋：《我比以往更加追求》，《鲁班的子孙》诞生记；

28、贾平凹：《在商州山地》，《小月前本》诞生记；

29、高晓声：《我加了一块砖》，《今夜有暴风雪》诞生记；

30、张承志：《倾吐的渴望》，《黑骏马》诞生记；

31、孔捷生：《林莽和人》，《大林莽》诞生记；

32、陈建功：《摇出一个满意的元宵》，《丹凤眼》诞生记。

《中国名著诞生记》编选为1995年国庆节前。编选该书的目的，在该书的“后记”中讲得十分得体、十分明白。所选的名著、作家谈文章的稿费全部由“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转寄”，可见研究会是认真的。

那么，刘绍棠、郑恩波先生是本着什么目的编这本书，我在后记中有所见到。

刘绍棠所倡导的乡土文学，不是一个封闭体系，而是一个博采众长的开放体系。在有关部门关怀下成立的“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肩负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研究刘绍棠的乡土文学与我国优秀的文学传统鱼水难分的紧密关系。

我们所说的我国优秀的文学传统，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优秀的古典文学传统和“五四”新文学运动、延安文艺运动，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仅以后者而言，这一传统迄今已有七八十年的光荣历史。“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文学，是一种面貌全新的文学；是一种与时代的脉搏、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未来息息相关的文学；是代表全人类的理想和希望，最具有光明前途的文学。对这一文学的评价和审视，我们应该而且必须有自己的标准。

世界各国的文学发展史告诉我们，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某一时代的文学的性质和特点，都能在那一时代的著名作家的著名作品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了解了那些名作诞生的历史背景、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也就能把握住那一个国家、那一个民族文学发展的概貌和脉络，懂得它的传统的内涵，同时也有利于学习和吸取对发展和繁荣本国、本民族文学十分有益的经验。这也就是我们编选出版这本《中国名著诞生记》的目的之一。

文艺理论家、评论家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对指引文艺队伍前进的方向，提高文艺工作者的素质，繁荣文艺创作，起着如同导航员一样的作用。但是，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有些理论家、评论家因为缺乏创作实践，所以他们那些洋洋万言、几十万言的文章或著作，常常漏出假、大、空的弊端；山南海北地东拉西扯，就是说不到问题的点子上。有的甚至趸来洋八股、洋教条，借以吓人。倒是那些辛勤笔耕、成果丰硕的作家，对文学创作更有真知灼见。他们的创作谈实实在在，真真切切，不唱高调，不摆架子，更不用那一套套的甲乙丙丁、ABCD显示自己的学问之大、见识之广，而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和切身体会，一语道破创作的奥妙、成功的真谛。这种文章往往是形象思维和理性思维并重，洋洋洒洒，文采飞扬。读后久久难忘，终生受益无穷。文学青年、业余作者，往往对这类文章更喜爱更欢迎。因为它们对自己的写作有更切实的帮助，所以便把它们视为瑰宝精心珍藏。这便是我们编选出版这本《中国名著诞生记》的目的之二。

从“五四”到今天，中国的新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历程。在我们这片丝毫也不比西方国家贫瘠的文学大地上，诞生了成千名成就很高的作家，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只能从几千名小说家中反复比较，仔细掂量，最后精选出三十二名小说家、三十二部作品，组成我们认为比较合适的合唱队的阵容。文学研究从来就是一门并不十分科学的科学，文学作品的鉴定不可能像一加一等于二那么准确。未被列入本书的小说家及其作品，并不见得比列入本书的差。将来如有可能，我们还想编选出版第二辑、第三辑……因此，我们诚恳地请求许许多多成绩卓著、尚未列入本书的小说家能对我们的工作予以理解，多加原谅。

为全书体例统一起见，对部分文章的标题做了改动，此外，入选文章的稿酬由“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转寄，特此说明。

最后，我们还要对编选出版此书的顾问刘绍棠同志以及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积极支持和大力协助的文艺界旧友新朋，表示深深的感谢。谨以此书作为“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成立后的第一件礼物，献给广大的读者朋友。

一九九五年国庆节于北京劲松小区

在这本《中国名著诞生记》中，编选了刘绍棠先生的中篇小说《蒲柳人家》。

1981年，刘绍棠描写水边人家的故事《蒲柳人家》发表于《十月》大型文学期刊第3期，它以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荣获1981年《十月》文学奖，又荣获全国中篇小说奖。

1991年被国务院表彰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专家，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2年5月，家乡北京通县建立刘绍棠文库，建“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纪念碑。

那么，刘绍棠先生的《蒲柳人家》是怎样诞生的？在这本《中国名著诞生记》他是这样说的。

关于中篇小说《蒲柳人家》,我实在无话可说。不过，最近有几位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和研究生，选定我的作品作为他们的研究题目，已经写出或将要写出他们的学年论文或毕业论文；他们先后光临舍下，与我当面进行探讨，《蒲柳人家》是主要话题之一，现在我就把这几次谈话中有关《蒲柳人家》的二三事，追记如下。

他们问我，《蒲柳人家》的主题思想是什么?

我答不上来。

我写每一篇小说，一向都不是先有主题，也从来不想确定什么具体的主题。作品的主题，也和作品的倾向性一样，“应当是不要特别地说出，而要让它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恩格斯给明娜·考茨基的信)

主题先行，或有确定的具体主题支配下写作，往往流于图解概念，而不从生活出发；削生活之“足”适概念之“履”,必然矫揉造作。而艺术的极致，是真实、含蓄、自然、从容。

但是，我的所有小说，却有一个共同的总主题，那就是讴歌劳动人民的美德和恩情。

我主张文学的任务、作用和功能是美育。美在生活中，美在劳动人民身上。因而，创作必须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劳动人民。即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便不会为概念所桎梏，而对概念进行图解。

为什么要写《蒲柳人家》?

一是为感恩图报，二是要走我的乡土文学之路。

我有生四十五年，前后在农村生活了三十年以上，而且主要是在我的生身之地的弹丸小村度过的。乡亲和乡土哺育我成人，乡亲和乡土救了我的命，乡亲和乡土待我恩重情深。

我的童年遭遇过三灾八难，都是乡亲长辈们使我死里逃生。我一落生便是个假死，农村叫草命生，是一位姓赵的老奶奶把我救活的。四岁那年闹土匪，三更半夜土匪进村绑票，全家逃散，把我扔在了炕上，是一位名叫大脚李二的大伯爬墙上房，下到院里，走进屋去，把我掩抱在怀里，带我脱离险境。五岁那年我在村边的池塘中凫水，忽然沉溺于深水中，是一位姓刘的老叔又用鱼网把我打捞上来。六岁那年晚秋，我跟伙伴们在收割后的田野上追兔子，不小心被枯藤绊倒，尖利如刺刀的茬子扎伤了我的喉咙，是一位姓赵的老爷子给我急救，得以不死。七岁那年盛夏，我得了瘩背，也就是痈疽，是一位姓田的老把式觅来一个偏方，妙手回春……

十年浩劫，前辈和同辈作家们在牛棚、监牢和五七干校里饱受煎熬，而我却吉人天相，匿居乡里，得到乡亲父老兄弟姐妹的爱护、宽容、优待和救助，没有挨打，没有挨批，没有挨斗，没有受着罪，血雨腥风没有洒到我身上一点，并且从精神崩溃状态中复苏，休养了生息，振作奋发起来，写出了《地火》《春草》《狼烟》三部长篇小说。

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扶危济困，多情重义，我才大难不死，而有今天。感恩戴德，我怎能不以我的小说创作，报恩于我的乡亲和乡土?

土生土长所形成的土性，也就是我的经历和教养决定了我是个土命人，是个土著作家，只能写土气的作品。

土气的作品，我称之为乡土文学。乡土文学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要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保持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描写农民的历史和时代的命运。

因此，我写出了《蒲柳人家》。

《蒲柳人家》的几个人物为什么能写得很活?

这是因为我对这些人物极熟悉，为这些人物所感动。写人物，熟悉而不感动写不出神似，感动而不熟悉写不出形似。

我的小说中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以我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为生活原型。

《蒲柳人家》中，何满子的性格和“业迹”,大半取自童年时代的我。

望日莲是由两个童养媳和一个被姨母卖掉的姑娘所合成。这个被卖掉的姑娘的姨母，是开小店的，跟我家相隔一户。在我六七岁时，这三个姑娘都十七八岁，她们打青柴、拾庄稼、编席织篓、推碾子推磨，受婆婆和姨母的气，我都亲眼所见，当时就对她们充满同情。我满河滩野跑，常跟她们搭伴，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她们是那么美丽，那么好心眼儿。现在，她们都是五十开外的人了，对于她们青春时代的身姿面影，连她们自己也想不起来了，然而却活生生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而且有血有肉，不是鱼化石。

何大学问的形象，大部分采自我曾祖父和祖父的音容笑貌和性格；一丈青大娘是把我的曾祖母和一位姓杨的老太太合二为一。

其他，如柳罐斗、吉老秤、郑端午、荷妞、云遮月、牵牛儿、何长安、花鞋杜四、豆叶黄、麻雷子……都有出处，都是我亲眼见到，有过接触，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只有真名实姓却又一闪而过的周文彬，我并不认识，但是，他是我的母校的学生。

对于这些人物，我是充满激情的。好人，引起我热爱的激情；坏人，引起憎恶的激情。

一个作家，怎样才算熟悉生活和熟悉人物呢?我认为，必须深入细致地了解他所反映的生活和描写的人物的过去与现在，要能看得见生活和人物的未来；必须具体而形象化地熟识他所描写和刻画的人物的身世历史、相貌、个性、心理和语言；必须通晓与掌握他所描写和表现的生活天地的风土习俗、人情世态与环境景色。

我个人有个偏见，检验一个作家是否真正熟悉生活和人物，首先看语言。

一篇作品中各种人物的语言大同小异，甚至相同而无小异，也就证明作者并不了解他所描写的人物的“这一个”。不了解就不熟悉；不熟悉生活中的人物，也就并没有真正熟悉生活。

身在其中，朝夕相处，而只见共性，不见个性，只见一般，不见特性，描写和对话抓不住鲜明的特点和差异，归根结蒂也还是对于身在其中的生活和朝夕相处的人物并不真正熟悉。而只见共性、一般和相同，不见个性，特征和差异，便不会有所感动，也不会产生具体形象，只能是从概念到图解，作品中的人物不过是作家手中的傀儡玩偶。

《蒲柳人家》的艺术风格是怎样形成的?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要请研究我的作品的同志们进行全面深入的剖析，帮助我认识自己。

我只能提供几点抽象的线索：

一、我熟悉运河滩的农村，热爱运河滩的农村；我熟悉运河滩的农民，热爱运河滩的农民；我熟悉和热爱运河滩农村的风土人情；我熟悉和热爱运河滩农民的语言情趣。

二、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我从初学写作，就比较自觉地注意讲究语言和文字，也比较自觉地在人物、情节、故事、格调、色彩和趣味上，力求与众不同，至少颇有所异，跟别人的作品不一个模样，不一个味儿。